呼格吉勒图案的重见天日，并非法律自身起了作用，而是源于政治气候的推动。呼格吉勒图死于政治（严打），“生”于政治，相形之下，呼格父母的努力，好心人的帮助，法律的有效运转，都显得卑微而渺小。
从选题到付印：一本书是如何“诞生”的？
１９９６年４月９日，内蒙古呼和浩特卷烟厂工人呼格吉勒图向警方报案，称在公共厕所发现女尸。
两天以后，警方认定呼格吉勒图杀人。一个月以后，内蒙古高院二审核准死刑。
１９９６年６月１０日，１８岁的呼格吉勒图被枪决。整个流程用时６２天。
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，连环杀手赵志红落网，主动交代卷烟厂公厕杀人案系自己所为。
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底，全国媒体报道，呼格吉勒图遭冤杀案有望重审。
必须承认，刚刚过去的四中全会，对呼格吉勒图案的重审起到了关键作用，媒体能够广泛报道此案，也离不开这个政治环境。如果没有这次政治会议，一位被冤杀的１８岁少年，离沉冤得雪将仍遥遥无期。
主动报警的少年被抓，两天后招供，６２天走完所有死刑流程，办案人员立功受奖，身居高位，回顾案件本身，实在有太多疑点和漏洞。这起案件的背景，是１９９６年全国第二次严打，有“从严，从重，从快”的政治要求。如今再看，实为草菅人命。
呼格吉勒图的父母，生养孩子用了１８年，为孩子讨回清白又用了１８年，还只是“有望重审”。
如何冤杀呼格吉勒图的过程，值得细细研究，此案将与佘祥林、聂作斌、赵作海等案一起，被写进中国法治史。而我更为关注的，是少年被枪决之后，父母为其“要说法”的１８年，在各个部门之间奔走的漫长历程。
从媒体对呼格父母的描述看，经过这么多年的挫折，他们对政府仍怀有信心，也没失去理性，坚信会有“包青天”出现。他们甚至不想要国家赔偿，只愿还儿子一个清白，让儿子在地下安息。但老人对艰难的上访之路的描述，仍然让人五内俱焚，同时不由反思法律纠错机制的困境。
由于老人的理性温和，上访的过程中，内蒙古高院等政法系统，对两位老人还算客气，至少没有动用暴力措施，高院院长接见，还派副院长定期接见他们。但自２００６年３月，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组成案件复核调查，公安系统内部得出“呼格案确为冤案”，监察机构也认为证据不足，至今已经８年有余。各级司法机构的推诿不办，案件纠错系统的失灵，无疑于一种“冷暴力”，对呼格父母实施了二次伤害。
案件推行不下去的原因，人为因素是当年的办案人员，如今多身居高位，１９９６年大出风头的冯志明警官，如今已是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长。制度方面，则是呼格案牵涉到国家赔偿，这笔赔偿需要自治区法院赔付。当年是自治区法院办案，如今需自治区法院纠错，再由法院自己赔偿，还要对责任人进行问责。没有异地办案，自己追查自己，而且没有追查时效，推动得下去吗？
面对两位老人的追问，内蒙古高院的说法是：“再等一等。”等的显然不是纠错机制的自动运转，而是政治气候的变化。纠错主要靠“风”，这是法治的悲哀。
与“再等一等”相比，呼格吉勒图父母在内蒙古和北京之间的上访过程，更显出了黑色荒诞、制度困境。
２００６年开始，呼格的父母找遍内蒙古政法系统，也曾到北京上访。信访制度的存在，保障了老人上访的合法性，而根据媒体报道，他们在北京遭人截访，又送回内蒙古。可以发现，作为维稳措施的截访，又保证了公民的信访难以实现。
更为荒诞的是，后来等老人再想进京上访，最高检出了新规定，如果没有当地检察机关的起诉书，将不予接待。而当地的检察系统，就是不肯把起诉书给他们。
这种制度设计是一个死胡同，让找说法的人“永远在路上”，却找不到出口。它精妙的逻辑，令人想起经典名著《第二十二条军规》：“疯子才能获准免于飞行，但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。但是，凡能意识到飞行有危险而提出申请的，属于头脑清醒，应继续执行飞行任务。”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本质是一个圈套，它运用了自相矛盾的推理逻辑，设计了一种永远无法摆脱的困境，用作者的话讲，是“一种有组织的混乱，一种制度化的疯狂”。
呼格吉勒图父母在各级检察机关无助奔走，同样陷入了无法摆脱的逻辑困境。如果不是人为制造的圈套，那也说明了司法系统纠错机制严重失灵，远离了“制约权力，维护权利”的法律精神。
四中全会推动依法治国，强调法院独立办案，官员不许干涉具体案件，司法机构互相制约而非配合，并推动冤假错案责任倒追，这些决议都打到了“七寸”，对法治化无疑大有推动，当然也将会推动呼格吉勒图案。
呼格吉勒图案的重见天日，并非法律自身起了作用，而是源于政治气候的推动。呼格吉勒图死于政治（严打），“生”于政治，相形之下，呼格父母的努力，好心人的帮助，法律的有效运转，都显得卑微而渺小。
所以，呼格吉勒图案远没有结束。我们需要解决的，仍然是冤案背后的制度困境，是架构的建立，是制度的设计，用制度防止人作恶，这是依法治国精神的精髓。（文/潘采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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